黄秀纯：陈清华藏古籍善本碑帖回归见闻录
1965年，我刚刚进入北京市文物商店工作一年，就经历了一次为国家回购国宝的重要任务，让我终生难忘。
那年秋天，我随师傅张彦生经开封转到武汉采购文物。11月6日那天下午，我们来到武汉文物总店，刚进门，总店经理就急切地说：“你们是北京文物店的人吗？请立刻往家打电话，有紧急任务。”我赶快拨通总店业务科电话，景严科长指示说：“你们务必7日前赶到广州，与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接洽。鉴定一批海外回流的古籍善本和碑帖，什么都不要办了，先去广州。”
十万火急，我们立即买了前往广州的车票，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广州，直奔越秀花园宾馆。此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办公室主任金枫、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善本特藏部主任赵万里、北图善本室研究员丁瑜及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主任赵元任先生等，已在宾馆等候多时了。王局长立即宣布开会，而且气氛非常神秘。王局长压低嗓子说：“我请诸位专家来广州，是要鉴定香港藏书家陈清华先生欲出让的一批古籍善本和善拓碑帖。现在东西在海关，如果是国宝，立即征集；如果是赝品，就请商务印书馆的赵主任婉言回复。”并宣布一条纪律：“此事成与不成，参与者要绝对保密，不得向外人有任何透露。”
王冶秋先生
经鉴定，这批文物包括古籍善本18种、善拓碑帖7种。其中善本古籍有宋刻本《荀子》《张承吉文集》，元刻本《梦溪笔谈》《任松乡集》，元明间刻本《断肠诗词》，明翻元大德年间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尔雅》，明弘治年间涂祯刻本《盐铁论》，明嘉靖刻本《泰山志》，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参军集》《汉书》，汲古阁抄本《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以及清乾隆年间学者孙星衍、洪亮吉校、顾千里跋《水经注》等。碑帖善拓本有：北宋拓本《神策军碑》、宋拓本《佛遗教经》、宋元拓本《蜀石经》《嘉祐石经》《大观帖》、元明拓本《绛帖》和明初拓本《东海庙残碑》等。因我是学碑帖鉴定的，所以对当时过眼的碑帖记录较为详细，并请教师傅张彦生先生，现记述如下：
《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唐会昌三年（843年）立于皇宫禁地，除朝廷官员能见到，外人很难见到此碑，捶拓则更难了。至今只流传此一种，堪称“海内孤本”。此册为宋拓，库装、硬镶、剜裱。拓本纵34、横22.7厘米。心子每页纵26.5、横15.5厘米。大字每页3行，中字每页4行。现存54页，尚缺一开（2页）。据安岐《墨缘汇观》记载，此碑“墨拓本，宋装裱，正书，计56页，后文至嘉其诚止。”现在此本只27开，54页，正好缺一开（2页）。欧阳修《集古录》未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只列碑名。
神策军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最初是设在甘肃临洮的边防军，后来演变为五大禁军之一。唐德宗贞元年间，分神策为左右厢，而且其统领者均为宦官。柳书《神策军碑》记载的是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时的情形，其内容为歌功颂德，是为皇帝树碑立传，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它保存了柳公权高超的书法艺术，为后人研习柳体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海内孤本宋拓唐柳公权《神策军碑》
我国书法到了唐代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堪称书法艺术顶峰。颜、柳、欧、褚是当时四大书法家代表。柳公权，字诚悬，生于大历十三年（778年），卒于咸通元年（860年），是唐代后期著名书法家。柳字笔法瘦劲，自成一派，为历来学大楷者的模板。此碑为柳公权66岁所书，比之其代表作《玄秘塔》，笔法更为精练遒劲。加之摹刻精工，捶拓手法绝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柳字神韵，实为柳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1974年文物出版社将此拓本影印出版。
《佛遗教经》，全名为《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宋代麻纸毡拓，硬镶，剜裱，黑镶边。原为明永乐、宣德年间大臣袁忠彻的家藏，后归范氏天一阁。范大澈在其所著的《碑帖纪证》一书中有著录。清初归安岐收藏，以后被清廷内府收藏，乾隆、光绪、宣统等皇帝钤有鉴赏玺印。此帖在宋初盛传为王羲之所书，其实是唐释道所书，与王羲之无关。不过，此拓本书法甚精，有晋唐小楷风韵，亦是难得的书法珍品。
佛遗教经
《东海庙残碑》，东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所刻，立于江苏海州。隶书，阳刻碑文，阴刻文系重修此祠时的刻字。该碑宋代已毁，此本为翻刻本。明末清初拓，硬镶、剜裱、黑镶边，阳存9字，阴存17字。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前后发现于淮南，曾为顾湘舟、谭敬、徐渭仁等收藏，并有时人梁章钜、钱泳、费屺怀等的题跋，可为研究考证的参考。
明末清初拓《东海庙残碑》
《大观帖》，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一月徽宗诏刻，蔡京书签及卷首，立石于大清楼。此次鉴定仅见两卷，经折装。卷一，淡墨宋拓，收东汉章帝至唐代高宗等历代帝王草书和行书帖17种。卷二，浓墨元明拓，翻刻本，收东汉至晋五代各名臣张芝、钟繇、王象等草书、行书、小楷帖19种。草书旁边有清乾隆、嘉庆时人徐真木朱书注释。
大观帖
《绛帖》，北宋潘师旦摹刻本。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些增损。淳化三年（992年）刻于山西绛州，故称《绛帖》。以后刻此帖者颇多，有补刻《公库本》《私家本》为伪刻十二卷本等。此次所见二卷均为翻刻本，元或明初拓本，曾经明代中叶著名书画家周天球等过目或收藏，亦为少有的书法资料。
元明拓《绛帖》
《蜀石经》，初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昶广政元年（938年），故又称《广政石经》。至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完工，前后历时186年。孟昶始刻时，以唐文宗大和本“经”为底本，加上各家注疏，由张德钊等用楷字书写，陈德谦等刻石，宰相毋昭裔校勘督造。刻有《易》《诗》《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1～17卷），及《孝经》《论语》《尔雅》等10种经书，为广政年间刻成。至北宋初，经田況等刻全《左传》（18～30卷），又续刻了《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孟子》等，共为十三经，竣工后，立于成都学府石经堂。该石经在南宋初期尚完好，到理宗嘉熙、淳祐以后逐渐湮灭，元明之际屡遭战乱，石经无闻。现在，全石经拓本也十分鲜见。此次鉴定的郇斋旧藏《蜀石经》计有宋元墨拓本7册，其中《左传》《穀梁传》《周礼》各2册，《春秋公羊传》1册，清道光年间木刻《蜀石经》印本1册，写本《蜀石经题跋姓名录》1册。墨本年代均为宋元拓，《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官书府”等宋代内府官印。墨本中还有清乾隆、嘉庆时著名金石家翁方纲、段玉裁、瞿中溶、钱大昕、顾千里等数十人的题跋和观款，也为《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蜀石经
《嘉祐石经》，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始刻，嘉祐六年（1061年）竣工。书体一篆一真相间，故又称《二体石经》。书石者为杨南仲等人。刻石后，立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太学。靖康之变，赵构南迁，石经残毁，金、元时虽又补刻，元末又佚。现在开封博物馆存有少部分原石。今天，所见拓本也极少。本次鉴定有四大册《嘉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孟子》等7种，共计370多页，3万余字。宋元拓本，原为清人丁晏于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在淮安书市购得。后由丁晏重新改装为4册，大幅经折剜裱，极为壮观。
嘉祐石经
当时我刚满二十岁，第一次到广州出差，就有幸参加了这次国家征集海外回流珍贵文物的全过程。记得当时金枫主任手里提一个箱子和我说：“小黄，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这里边是钱，走到哪里都给我看住了。”我那时候在他们面前就是小青年，啥也不懂，更没见过一大箱子钱。这里边我最小，只要能把钱看住了，就算完成任务。当场鉴定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我把保险箱递给金枫先生，只见金先生“叭”的一声打开保险箱，满满的一箱子“嘎嘎”新的45万元港币，交给了赵元任主任。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的最大一笔现金交易。25件国宝级文物！现在一件宋拓柳公权《神策军碑》别说45万元港币，4500万人民币大概也买不下来。
事成之后，第二天早上赵元任先生请大家一起到广州茶楼吃早茶，品尝广州的美食。晚餐，王冶秋局长在广州山东饭堂（因北方人居多）举行宴会，答谢在座的专家，为这次活动获得巨大的成功表示祝贺。席间，王局长特别感谢在海外负责联络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主任赵元任先生为祖国征集到多年流失在海外的珍贵传世文物作出的重大贡献。第二天晚上，广东省文化厅厅长邀请王冶秋局长等我们一行人，观看京剧名家关肃霜赴广州为参加秋季广交会的中外来宾演出的现代京剧《黛诺》。精彩的演出，受到中外来宾的热烈好评。
这批珍贵的古籍善本及善拓碑帖，是香港大收藏家陈清华先生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出让给大陆珍藏的。文物运回北京后不久，由文物局移交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入藏。
陈清华（1894～1978年）字澄中，湖南祁阳人。早年从事金融银行业起家。喜好收藏古籍善本、宋元旧拓、明清精抄、名人校跋之本。陈氏最早购得一部宋廖莹中世缘堂刊《昌黎先生集》，后又闻潘氏宝礼堂藏有廖氏刊本《河东先生集》，乃不惜重金购回。其购书之举与痴迷，一时传为书林佳话。廖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传至今日已成孤本，开卷犹光洁如新，墨若点漆，让人心醉神迷。陈氏所得宋台州刊本《荀子》二十卷，经考证为南宋唐中友刻于台州之本。此本书品宽广，字大如钱，疏朗悦目，曾为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陛诸家收藏。陈氏得此书后，将斋号命名为“郇斋”。
陈清华先生
1949年，陈氏夫妇携带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言陈氏将出售藏书，并有日本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闻讯后，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的古籍购回，并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同国内的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先生与陈氏洽商，直到1955年才成功地购回了郇斋所收藏的第一批善本，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以及许多堪称国宝级的善本图书。
陈清华与加州大学同学赵元任合影
1965年11月27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将香港陈清华藏碑帖书籍移交北京图书馆入藏批示
1966年北京图书馆接受陈清华藏书（第二批）给文物局的回执
这批藏书碑帖虽然仅有二十五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陈氏为之名号“郇斋”的《荀子》就是这次购回内地的。此书雕镂之精，不在北宋监本之下。清黎庶昌刻《古逸丛书》之《荀子》，即据此本影刻。又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元大德九年（1305年）陈仁子左迁书院刻梓于敬室。此书刻印精美，用纸装潢特异，开本特大而印版版面窄小，蓝绫蝶装，卷首有“文渊阁印”“东官书府”“万历三十三年查讫”朱印，可证明为明代内阁收藏，入清曾为艺芸精舍汪阆源收藏。郇斋第二次售书比第一次数量少，但品质却不逊色，更难得的是购买这批书籍时，正值国家经历困难时期，经济刚刚起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回购这批文化遗产，艰难倍增。万幸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和指示下，使这批珍贵的善本古籍及善拓碑帖，终于从海外回归祖国大陆收藏。
我和张彦生师傅完成了鉴定任务，就启程前往成都、重庆继续征集文物。临走前和师傅一起去广州中山大学，拜访了他的两位老朋友——商承祚先生和容庚先生。
张彦生先生
1965年作者20岁时
这批文物回归之后的过程，原北京图书馆丁瑜先生在《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代序《郇斋携港藏书回归知见杂记》一文中有过详细的回忆：
“1965年11月13日下午，这批珍籍运送到北京。那天是星期六，天灰蒙蒙的，空气湿润而阴冷，似要下雪的样子。车到北京站，赵万里先生下车即回家了。文物局的金先生提着一把黄灿灿的香蕉，守着四只蓝灰色的硬塑料箱在等待接站。……运回不久即安排一次为期一天的内部展览，邀请有关中央领导和极少数的专业人员参观。地点在北京图书馆三号楼的会议室，室中西侧和室中央摆放几张三屉桌，桌面铺上白布把新购到的碑帖书籍平放在桌上，加一张说明卡，标出书名、版本。由善本组和金石组指定三个人值班，展室门一直是关着的。由赵万里主任和左恭副馆长亲自接待来宾。既没有开幕词，也没有座谈会。徐平羽、杨秀峰、吴仲超、郑裘珍、谢国桢、王冶秋、唐弢、丁秀等知名人士都曾光临。下午三点康生也来了。这时赵万里回家午饭休息尚未回馆。康生的到来，使馆长和值班人员大为紧张，急派人接赵来馆。康生对这批书帖发表了不少意见，尤其对陈列的碑帖看得更为仔细。值班人员曾向他推荐介绍五代北宋拓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他较认真地欣赏浏览了卷中的十几方藏印及题记。但对宋拓《蜀石经》更为注重，展出的九册他都逐册检阅。除对其中原宋拓《左传》《穀梁传》《公羊传》和《周礼》很仔细地观赏外，对配补的清木刻印本一册和题写的《蜀石经题跋姓名录》也未轻易放过。他对《蜀石经》浏览的时间是最久的。
“郇斋旧藏回归大陆展出后，又经过若干天的一个星期六，赵万里先生对我说，下班以后留下来，还有些事要办，就是要我协助他把《蜀石经》九册提出清点登记，然后装箱。一切就绪后，他才说明周总理要看《蜀石经》的事。这时库中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等待消息。夜渐深，灯火黯淡，古老的书架偶尔发出咯吱吱的声音，时间过得分外慢，直到晩十一时王冶秋局长来了，他让我带着箱子陪他到中南海。
“出文津街北京图书馆，过马路即是中南海北门，经紫光阁游泳池，车停在甬路西侧，把箱子送到厅房内。王局长和值班秘书谈话，总理让把书留下。之后司机送我出中南海，已是夜半，街上阒无一人。
“《蜀石经》留在总理处，不久‘文化大革命’事起，图书馆业务已基本停顿。赵万里主任遭迫害病瘫在床，借出去的《蜀石经》再无人提起。不料在1969年8月18日，又是一个星期六下午，两位穿军服的中年人提着一个蓝灰色的硬塑料箱到了北京图书馆‘革委会’。我被叫到办公室，马上看到了郇斋藏书用的箱子，原来很久以前周总理借阅的宋拓《蜀石经》九册，又完整的还回来了。……至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在日理万机、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指定要检阅这部石经，且留阅经年，那将有待于后人的研究探讨了。”
以上文字，详见《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
《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书影
2022年2月，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4频道《国家记忆》栏目组导演高越女士打来的电话，称想采访1965年11月我和张彦生先生去广州鉴定一批海外回流的古籍善本、善拓碑帖的事情。放下电话，我思绪万千，回忆起五十七年前的情景，恍如昨日。当年刚满20岁的我跟着师傅去广州鉴定香港回归古籍善本碑帖之事，真是刻骨难忘。当时在一天之内见到那么多的国宝级古籍善本和碑帖，激动的心情无法言喻。王冶秋局长及在座的专家、学者，都是我的长辈，但他们毫不避讳我。我知道一定是大事，否则王局长不会宣布“此事成与不成，参与者要绝对保密”的纪律。这次经历，我一直守口如瓶，没和任何人讲过。央视的采访大约两个多小时，勾起了我心底里尘封的回忆。2023年11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专题片《流失国宝回归记》之《古籍三购》终于播出了。我在耄耋之年，看到年轻时亲自参与的回购国宝工作成为了重要的“国家记忆”，激动得彻夜难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