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些 年（五）

☜饥饿的中学时代

1985年秋天，我背着行李去8里外的圪坨读寄宿初中，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

村里读初中的有5、6个，我们结伴同去同回，周六下午步行回家，周日下午返回学校，每周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母亲都要为我准备一周的生活，小米、黄糕、土豆、白菜、咸菜等。那时伙房就一个大师傅，说是大师傅，其实不用做饭，负责把学生们准备好的饭盒一层一层码在大蒸笼上，蒸好后等学生们放学后取走，每个饭盒都刻有名字。

住宿的学生都备有一个小木箱，用来放食物、调料和菜刀等。每顿饭后就必须准备下一顿的，做饭也比较简单，早晨一般是抓上一把米，加几块土豆，倒半饭盒水当稀饭喝；中午则需要做菜，切一个土豆和一片白菜，放点酱水，淋几点油，有时加几片豆腐，上面放两片黄糕；晚饭和早饭差不多，少倒点水稀饭变成稠粥。夏天，黄糕没几天就长毛了，削去外面的绿毛照样吃。那个时候挨饿也是常有的，要不饭盒里忘了加水，要不就是饭蒸不熟。

宿舍是一间大教室改建的，南北两条大炕，住了20多人。每人都缝有一个草垫子，上面铺上被褥，睡觉仅有一尺多宽，必须把褥子顺长一分为二叠起来才行，有时候半夜起来后就睡不下去了。和我紧挨着一个同村的伙伴，有尿床的毛病，我经常半夜被湿醒，每天总是晒地图。冬天有时冷的厉害，大家不想出外边解手，一开门就尿，门常常被冻住开不开，早晨起来还得破冰。

小孩子们也许无聊。一次下课后，和同学们到校外去玩，看见一辆小四轮，大家都追着趴车箱，由于我没经验，从侧面登着车轱辘往上爬，结果被车带倒，车从左脚腕碾了过去，脚肿得老粗。同学们七手八脚把我送去镇卫生院，检查后幸好没事，才通知了父亲，输了十多天液就上学了。

初一下半学期，父亲送我去了应县下社镇南丰疃读书，这个学校当时很有名气，各地的学生都有，加上舅舅在镇里分管教育，在那里，我度过了整个初中时光。

刚进入学校，舅舅安排我和做饭大师傅住在一起，因我下自习较迟，怕影响老人家休息，两个月后，我搬到集体大宿舍。宿舍也是两条大炕，白天是一年级上课的教室，晚上我们把凳子搬开，铺上行李睡觉，早上起来卷好堆在后墙边。宿舍冬天没有火炉，只有一个地灶，炕头烫的不能睡，就在席下铺一些烂木板，后炕依旧拨凉，只好把棉衣棉裤全都搭在上面。记得一天早上起床后，急着穿好衣服去上课，正上着早自习，我突然觉得腰里有一东西乱窜，情急之下死死捏住，久久不敢放，等掏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只耗子，原来这家伙怕冷钻到棉衣里取暖了。

这所学校原来是镇职中，后改为小学初中八年一贯制学校，初中每年级两个班，外加一个初三补习班，补习班人数达八、九十人。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都热衷于从初中考中师或中专，毕业后国家直接分配工作，上高中是次选，考不上中专的才会去读高中。当时全县中招仅四、五十个名额，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只有学习特别好的才有可能被录取，因此，初中补习三五年是常事，“八年抗战”的也大有人在。

学校离家较远，足足有50多里，我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得走三个多小时。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又冻又饿，没到家天就黑了。记得一个冬天下午，放学后回家，一起身就下起了雪，我硬是踏着半尺厚的积雪推着自行车回了家，走了五个多钟头。每次回家，我都用自行车驮够自己一个月的口粮，到学校过秤交上去，多了顶下个月的，少了下次补上。那时学校只收小米、土豆、白面、油，我家没有白面，和管理员说好就用黄米面折算抵扣。在这里虽不用自己做饭，每月交粮吃份饭，可我整整饿了三年。50多里路，全都是土路或坡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杨和田地，或是踩着满地的落叶，或是踏着寒冬的冰雪，从夕阳西沉一直走到繁星满天。

食堂星期天停伙。每到周末，其他人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是我吃饭最困难的时候。当时家里每月给我10元的生活费，用来解决星期天的生活和日常开销，记得有一次，我一天仅吃了一个饼子，然后就是喝水充饥。有时舅舅吩咐星期天去家里吃，但我也不好意思每个礼拜都去。过了一个学期，我和同学们慢慢熟悉了，到了星期天，就跟上同学们回家，为的就是能吃一顿饱饭。有时找着给村里同学们帮忙，在这个同学家吃一顿，那个同学家吃一顿，再饿一顿，一天就过去了。那几年，同学们家我大部分都去过，那几年，总感觉一天到晚都是饿着的，一回到家，就胡吃海喝，不是吃坏了肚子就是撑着了。

王永存就是我在那时结识的最要好同学之一，现在我们也一直联系。他父亲在本校教书，是民办老师，他和妹妹在学校吃教师食堂，工资仅够父子三人的饭钱，我经常看到他们端着浇上辣椒油的饭菜，吃的特别香。后来，教师子弟不让吃了，他便和我们一起吃份饭，每到礼拜天，我就和他回保安庄，也帮不了什么忙，主要是能够饱吃一天。

应县产蒜，春天下种时，老师有时候驮来蒜让我们帮忙剥蒜皮，我们便边剥边往兜里装，装上半兜用来下饭，吃的大家满脸通红又烧心，上课时教室一股蒜味。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中考，考了477分，离中专录取线差20多分，便选择了复读，第二年差16分、第三年差6分，中考连年失利，于是决定上高中。

1990年，我走进了浑源中学。学校前面是四层的教学楼，左边是操场，后面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是高三补习班、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和化验室，最后面是大礼堂和伙房。

最难忘的是高一那段时光，那时学校食堂起伙要交粮票，一个月30斤粮票，父亲便到粮站粜粮换取粮票或找人高价买粮票。高一班主任臧泽峰，当时刚从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年长我们5岁，上历史课，从不看课本，一本书巻在手里，在同学们中间走来走去，把历史当故事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至今难忘。星期天，臧老师像个大男孩，常常带着我们爬恒山、钻地洞，那样的时光不会再来了。

我们的宿舍在最后一排，一间房住8个学生，上下两层床，宿舍虽然烧的是暖气，可一点儿也不暖和，常常还嗤嗤地冒气漏水。每个宿舍都轮流打饭，谁都盼着自己打饭的那天，因为可以当掌勺司令。分饭也有技巧，分好了自己能多留一点儿，分不好到最后自个儿就没有菜了。早饭是固定的小米粥，不稀不稠的，上面盖着一层糠，中午是茴子白或白菜烩土豆，一小块黄糕或两个连腰馒头，晚饭和中午一样，就是少一个馒头。

打饭时的场景是最壮观的。放学铃一响，负责打饭的同学便第一个冲出教室，回宿舍取上饭盆和饭桶，飞速奔向食堂窗口排队。打饭是按年级分的，一个年级一个窗口，有时打的慢了，后面的同学就用勺子咣咣敲打脸盆嚷嚷催促着。一次打饭时，高三年级的同学发现打的小米粥里有一只死老鼠，和大师傅吵了起来，此事闹到校长那里才罢休。

那时的饭菜都是定量的，大家都吃不饱，总盼望着是有人回家或去亲戚家，那样就可以多分一个人的饭菜。同学们有时从家里带干粮，有烤馒头片、莜面片，互相分着压压饥，用不了几顿就消灭干净了，我拿的是黄糕，没有地方烤，硬的也没办法吃。到了高二，文理分班，我学了理科，学校实行卖饭制，情况好了许多，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最常吃的是5毛钱一个的油炸馒头，现在想起来仍觉得特别香。

学校后面是栗毓美墓，与学校仅一墙之隔，现在属国保单位，得以重点保护。那时那里没有围墙，只有一个大土丘和几个残破的石像生，缺胳膊断腿的倒在地上，四周杂草丛生，一条地洞从土丘下面穿过，听人们说是盗墓贼留下的，星期天经常和同学们点着火把钻进钻出，出来后一个个灰眉土眼、烟熏火燎的，快乐而充实。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住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在饥饿中长大的，一顿饭到底能吃多少，没有统计过，只记得刚吃完饭，到了下第二节课，又觉得饥肠轱辘，记忆中好像没有吃饱的时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不得不想办法，或者饭后喝满满一大饭盒水，或者晚自习后和同学们一起到校外野地里偷茴子白，拿回来生啃着充饥。

那个贫瘠的岁月，那种饥饿的感觉，那逝去酸涩而纯真的情怀，不会再来了！

怀念那个时代，同学之间真诚友爱、互相关照，酸楚而充实，贫穷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