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对“杜甫诗词”的评判与讨论

中国诗歌史上两颗璀璨的明星都诞生于唐朝，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唐诗人—杜甫，有着兼济天下的理想信念，其诗歌上至达官贵族，下承黎民百姓，无不散发着“诗史”的气息，意义之深远引起历朝历代的“杜诗”研究。

杜甫诗歌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流芳百世的1400多首诗歌本身的价值，更在于唐代之后各朝诗人、学者对其的称誉、批评所激发出来的理论火花，这些研究成果在青史名册上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杜甫，中国史上最庄严、最灿烂的一道风景线，其价值态度、道德修养、人生信仰、人格品质等均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诗词文赋更是有力又尖锐的武器，直指人们的深层心理，在诗歌史上留下“一笔丹青”，为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杜甫不仅是诗体类型的集大成者，更开创了“以诗论诗”的盛大局面，留下了数不胜数、感人肺腑的篇章，同时成了继李白之后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诗人。因此，后世关于杜甫诗歌的研究源源不断，宋代后逐渐成为一门专学—“杜诗学”。

这一概念，首次在金代诗人元好问的《杜诗学引》一文中出现，其大概解释为：“杜诗”专注有七十余家，“我”观其诗，感受到天地元气，仿佛面对大江大河，波澜壮阔之意汹涌而来，浩浩荡荡，无有边际。

而为“杜诗”作注者，笔法高超，润色有佳，“我”因见其内容忽然想为书籍提一名字，名曰《杜诗学》。元好问所界定的“杜诗学”包括注“杜”、学“杜”、论“杜”、杜甫的传志和年谱等内容。

在“杜诗学”的概念出现之前，为“杜诗学”研究已经客观存在。晚唐，“杜诗”开始受到重视，受其影响，当时诗风明显发生转变；宋代是“杜诗”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点，“杜诗”的典范地位被确立，出现了“学杜诗”的文学潮流。

杜甫“诗圣”之桂冠，为“杜诗”作注蔚然成风，达到了“千家注杜”的盛大局面；元明时期，作为过渡，承接着理论与实践的高峰，元人极力推尊杜甫，以推动宗唐的古诗风的形成；明清则出现了“学杜”诗派，例如台阁体、竟陵派、前后七子等。

王国维在谈到整个清代学术史时认为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整个清代的“杜诗学”可以大致分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值得一提的有《钱注杜诗》，作者采用“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诗史互证”的注释方法，在其深厚的历史知识基础上，对之前注本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和澄清。

乾嘉时期。除了著作的余波，还诞生了无数诗学理论家，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主张，比如沈德潜的《杜诗偶评》、翁方纲的《石洲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

诗论方面，主要是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以及袁枚的“性灵说”，他们从自己的诗学理论基础上对杜甫及“杜诗”进行了诠释，为建构诗学理论张目，构成了清中期“杜诗”批评的重要内容。

晚晴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清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忧内患的背景之下，“杜诗学”逐渐走向对杜甫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进一步产生了对“诗史”的探索讨论。

“杜诗”在评判上呈现出诗话形式的趋势，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说明和归纳。这一阶段，考据学风盛行，训诂风气逐渐隐退。随之而来的追求思辨的学风也在“杜诗”研究上有所体现，传统解词释义、笺注考证等方式面临巨大的挑战。

诗话“杜诗”主要有刘熙载的《艺概》、刘凤诰的《杜工部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和潘德舆的《养一斋李杜诗话》。

（一）王夫之对“杜诗”的情感批判

王夫之“是清初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且也是清初，以至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最杰出的美学家之一”。

除推崇“杜诗”为主流之外，还一直夹杂着与之相悖的声音，比如，宋代杨亿讽刺杜甫为“村夫子”，明代杨慎质疑“诗史说”。而清代王夫之更甚，扛起贬杜扬李的“大旗”。

反对“诗史说”。王夫之认为“诗史有别”，诗歌具有跳跃性，用以抒发强烈的情感，而“史书”的第一要务是严谨客观，史用来记行、记言。两者在语言方面也有不同要求，如果“以史入诗”，诗歌的抒情性则不复存在。

古时作诗是用来唱的，王夫之一直以来崇尚“诗歌一体”的审美特征，在他看来，诗歌独具特色的内在品质就是“音乐性”。将人物、事件等记录在诗歌内，“以诗为史”，则会大大破坏诗的音乐性并影响其美感。

批评“杜诗”是“荒诞言志”。王夫之对“杜诗”表现出的啼饥叫寒、望门求想之类的情感，表达了严厉的不满和批评。

他认为杜甫在诗歌中抒发“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等物质不能满足的愤懑之情，是厚颜不知廉耻，实属荒谬。

王夫之之所以评判杜甫的此类具有现实主义价值的诗歌，是因为他对诗歌所应包含的价值取向和情感道德有自己的评批原则和主张。

（二）王士禛对“杜诗”的艺术批评

王士禛，字子真，号渔洋山人，是清代著名理论家、诗人、思想家。其提出的“神韵说”不仅为诗词文赋提供了新的理解方法，更为诗学理论画上了浓厚的一笔。

“神韵说”并没有解释诗歌应该怎样创作才能达到“神”“韵”皆备的境界，也无明确的概念。王渔洋赞扬“清远”，清为内涵，脱俗清明、雅静清新；“远”为意义，悠长深远、飘然高超。然而杜甫赋予古诗“世间俗世”的含义，将家长里短、平常琐事写于诗歌内。

（一）钱谦益对“杜诗”的推崇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反对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因创作“虞山诗派”，被推称为虞山先生。

他继承了杜甫的许多诗歌理论，并将其“转益多师”的创作思想内化于心，广泛地学习其诗歌创作。坚守“李杜为宗”，袭承苏轼、陆游等千家集一身之所长，才气纵横，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二）沈德潜对“杜诗”的崇尚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别号岘山。沈德潜论诗主张“格调说”，推崇温柔敦厚。其“杜诗学”的思想主要写于《杜诗偶评》《说诗晬语》和《唐诗别裁集》中。

“格调”的内涵有两个：一指诗歌体制的声律，二指诗歌的艺术风貌。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诗歌都具备各自的体制声律和艺术风貌。沈德潜格调说的核心理念是“温柔敦厚”。

杜甫以其爱国忠君、心系百姓、胸怀天下的理想人格和技法高超、境界幽远的语言艺术成为沈德潜内心追求的模范。

不仅杜甫诗歌包含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历史深度具有研究价值，后人对“杜诗”的笺注也有宝贵的研究意义。

当然，广为称赞的声音中同时也存在贬低的言论。王士禛、王夫之在杜甫诗“诗史”价值、作诗律法、结构章法等方面有所批判；而沈德潜、钱谦益等人则从各自的诗歌主张对“杜诗”褒奖有加。总而言之，无论哪个方面，都对“杜诗”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

《钱注杜诗》

《明亮事物之书》

《中国美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