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他用一生践行了学习与立德的十二字真言

1930年代，姜亮夫摄于法国留学时

“深沉、邃密、博雅，刚健、笃实、光辉。”这是姜亮夫81岁时写给外孙女姜祖韵的一副对联，字体古朴、有金石气。

姜祖韵与外公在杭大新村共同生活了12年。有一张照片，是姜祖韵在外公的书房里，学毛笔字。照片里，她悬腕运笔，低头写字，姜亮夫坐在旁边一边帮她按着纸，一边笑着。

86岁那年的春天，姜先生在那副对联上重新加了几行小字，大意说外孙女幼年就有大志，这两句上联关于学习，下联关于立德。她如果能做到这12个字，就成为“大人”了，希望她永远珍藏。

这12个字，浓缩了姜先生一生践行的治学为人之道。

而今，他的学生、再传学生，遍布各高校，很多已是各个领域的执牛耳者。

当镜头摇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个窗前侧影，顺着姜先生曾经的目光，我们能否在更久远的岁月里，找到他身上那些先生们留下的影子。

他一直记得

他的老师如何治学

1902年，姜亮夫出生于云南昭通。这座云南东北角的城市，与四川仅隔一条金沙江。20年后，姜亮夫骑着马翻山越岭，到成都去求学。

姜亮夫的父亲姜思让曾在京师大学堂学法律，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后来领导了昭通推翻清朝的“光复运动”。外公何耀先是当时云南有名的书画家，童年的姜亮夫，就在外公和舅舅的督促下学习。

几年前，时任浙江大学宣传部副部长的单老师，发表过一篇《重读姜亮夫先生的敦煌学概论》，里面提到姜先生童年的一件事，“姜先生一辈子的学问，是拿到什么都可以研究起来。儿时父亲见他读红楼，要求他既读了，就要研究，他就做了一篇红楼人物关系表，可算作是第一个‘研究成果’。从此一生，只要有一张安得下的书桌，有一支笔，他就什么方向都有兴趣钻研下去。”

1922年，姜亮夫来到成都，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经学大师廖平当时正在成都教学。这位老师的博学，让20岁的姜亮夫十分敬佩：“为了引证一个观点，廖先生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原始材料，记忆力惊人。”

与他相处更多、也教了他更多的，是林山腴(yú)、龚向农两位老师。林山腴先生的第一堂课，学生们人手一本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是一本目录书，可以看作一本书单，林老师上课先让大家画圈，来标注重要性：哪本书可读、哪本书要细读、哪本书可不读。

有一次，林先生问姜亮夫最近在读什么书？姜亮夫回答说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文史通义》。问有何体会？姜亮夫如实说没有很通。林老师笑着告诉他：读不懂是正常的，前面的大家把一生的研究汇集在这种史评著作中，没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怎么能读懂前人的评价？

这让姜亮夫毕生难忘：治学的方法如此重要，倘若找不对方法，比如“根底之学”没打好基础、对原典不熟，那无疑是走上了歧路。

晚年的姜亮夫回忆求学故事，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他学习了《诗经》《尚书》《史记》《汉书》《说文》等，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决定了他日后要走的人生道路。

研究特别专注

生活则要求不高

从成都高等师范毕业后，姜亮夫辗转游历了重庆、上海、杭州等很多地方，来到北京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待了一两个月，后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姜亮夫在回忆录中曾说，当时清华学风很好。“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那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当时，正值西学东渐的又一高潮。跟着清华几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做学问，使得姜亮夫的研究更富理性思辨特征，其研究方法受到西方学术路径影响明显，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计伟强告诉我，郭在贻老师曾说过，姜先生可以说是一位资料大家。

姜先生的导师王国维先生研究一个问题，总是先收集各种相关资料，综合排比，分析推论，最后形成论点。

梁启超先生给姜先生他们讲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的方法，教他们的就是综合各种知识的综合研究法。

再比如赵元任、陈寅恪两位先生，他们一个是哈佛的哲学博士，一个曾在哈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而哈佛的研究方法特别强调实证，强调数据，强调量化分析。

导师们共同的特点之一是学问通博，这也精通、那也精通。姜亮夫先生后来也是这样。

计伟强说，姜先生研究一个问题，往往是从存世文献资料到考古出土文物，从语言到历史，从社会形制到民间习俗，旁征博引，融会贯通。

除了广博的学问之外，清华几位老师还“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60年后，80多岁的姜亮夫追忆清华的几位老师，“根据不同的学生特点指引研究的方向，最后让你自己独立研究。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让我终身难忘。”

“外公那一代人在学问上取得的成就，不仅专注，而且他们在生活层面上要求也不高。”姜祖韵说。

与外公朝夕相处12年，姜祖韵说他属于老学究的状态，深居简出，衣服总穿同一样式的那几件——“就是深蓝色的、有点像中山装的衣服。冬天厚一点，春夏薄一点。裤子也就那几条，单一颜色的。早餐，他喜欢吃豆沙包，每天早上一个豆沙包加一个鸡蛋。中午晚上也吃得平常，没有什么大鱼大肉。”

学术如信仰

抄遍巴黎博物馆、图书馆

1935年，姜亮夫到巴黎大学求学，业余时间他去参观法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当看见大量的中国文物和文献陈列其中，这位热血青年毅然放弃了攻读哲学博士的机会，带着笔墨一头扎了进去。

在姜祖韵看来，外公做出这样的选择，太容易理解了——“他们这代人，很多人做学术，是由强烈的兴趣和信仰在背后支撑。老一代人的治学理念，其实是一种信仰，这是他们的支撑点、价值观。”

次年夏，姜亮夫把博物馆几乎抄遍了，就到国家图书馆访旧书，认识了当时正在法国整理敦煌木简的王重民。起初姜亮夫对这些并不特别感兴趣，但知道是文化瑰宝，便下决心相助王重民，希望对中国学术有帮助。

渐渐地，他发现其中有古代的字书、韵书、“五经”、《老子》等典籍，这都是与他专业相关的，很多还是唐代甚至更早以前的人写的，非常有价值。

“从开门第一个进，到关门最后出。”任平听先生讲过，当时没有照相机，他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每天要抄到晚上，最后积累了一百几十卷。

多年以后，任平去巴黎大学教学，按老师的足迹去了几个馆。他看到窗户很高，光线昏暗，感叹当年老师是如何在这里一天一天抄的！晚年姜先生视力极差，在巴黎抄文献这一年对他影响不小。

因为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博物馆，姜亮夫最后没有拿到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抄下的这些敦煌经卷中，保存了中国已经传失的古书，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已经失传千年了，姜亮夫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失传的内容，把这本书的残本辑了出来。

1991年，当先生拿出中国科学院影印本《瀛涯敦煌韵辑》时，任平看得几乎屏住了呼吸：“这一丝不苟的书法，字字如珠玑，字字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啊。”

这是年轻的姜亮夫的侧影——巴黎住所灯光下，他翻开在图书馆里抄写的笔记，再细细地整理，不知疲倦。

此刻，他正在开启自己学术世界的又一领域——敦煌学。而多年后，他把老师们的为学之道、把自己的所学所得传给一代代后辈。

深沉、邃密、博雅，刚健、笃实、光辉。写给外孙女的这12个字，他用一生践行了。

（原标题《从成都到北京再到巴黎治学的精髓在传承中沉淀他用一生践行了学习与立德的十二字真言》。编辑袁龙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