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 （老三届）

牌头中学前身同文中学校舍

1965年9月，我考入诸暨牌头中学高中就读。牌头中学当时是诸南很有名气的学校，是当地学子们都向往就读的学校。我初中没有能上，高中终于可以就读了，当时心里是挺喜悦挺兴奋的。其实在未接到录取通知书前，我已经知道被录取了，因为牌头中学离我老家埂大村不远，我们村渡船过浦阳江到牌头街上去就是从牌头中学的大门口经过的，公布的高中新生录取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们安华民中那年被牌头中学高中录取的有十来名，还有被杭州中专、建德中专、绍一中、诸暨中学、绍兴师范等学校录取，中考成绩相当好，超过同规模的公办初中。其实我当时有想读中专的想法，跟方校长去说过。后来方校长跟我说了：“你人小，你祖母也不放心你去外地，你绍兴一中也可以进的，我认为还是近一点牌头中学读读好了，以后可以读大学的，你的报考志愿我会给你安排好的。”那时学校领导签发的意见有决定性的作用。

牌头中学当年是诸暨规模最大的完全中学，最多时18个班级，学生教职工近千人。校园面积较大，校舍设施也尚可。由清末创办于牌头集镇南边“上庙”的“同文书院”发展起来，我的祖上赵登瀛公还是同文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是“同文高小”、“同文初中”，水下张的张韶九先生一直是同文学校的主持人，对同文的贡献最大。抗日战争时期校舍被日寇拆毁。1945年抗战胜利后新建一幢较大规模“四合院式”教学楼，为学校主体教学楼。东南角原“上庙”位置为会堂、食堂等用房。西边的几排楼房为教工和女生宿舍。主体教学楼东面是大操场，西南边新造了一排教室，为高中部教室。学校大门朝南，大门前面是一条“上庙河”，从水下张浦阳江堰坝中引水流入“上庙河”，所以学校前面的河水一直源源不断，师生生活用水就是靠这条河,校门前的河埠头学校经过了整修，建有长长的水泥踏步，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师生洗漱洗衣洗澡都在那里，洗澡也曾安排到天竺远畈浦阳江上去过，那里安全问题比较难保证。一进入校门，就是直通主体教学楼的一条杨树大道，两排巨大的杨树耸立两旁，主楼前杨树大道两边还有两个池塘，池塘东侧有一排平房是学校实验室和办公室。教学用房和设施是逐年增设的，到1965年，作为农村中学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在省内处于比较高档次的完全中学了。可惜后来这么好的校园办了丝厂，1975年牌头中学在擂鼓山重建，擂鼓山那块地原是牌中的学农基地，我们读书时曾去劳动过。重建后的牌中当时校舍不够，丝厂里原校址上的部分房子去用了一段时间。1977年暑期全牌头区教师集中学习，我当时作为民办教师就住在原牌中我高中读书时的教室里，那里临时成了宿舍。可叹的是后来丝厂改制成了私营企业，再后来房地产开发成了住宅楼了，牌头中学原校园最终毫无踪迹了。庆幸的是易地重建规模更大更漂亮的牌头中学新校区已然矗立于牌中原校址对面上庙河对岸。

牌头中学新校园

牌头中学旧校址

牌头中学高中一般每届只招收50多人一个班，牌中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办高中，其中停招了一年，我读的这届应是第七届。我们高中部三届三个班的教室在校区西南面。初中每届四个班的教室大都在校本部四合院的楼房中，有两个初一年级的班与我们高中部在一起。我们高一班的教室是这排房子西南角最边上，教室宽敞明亮，课桌等硬件设施比初中要好多了。高中部的课桌是单人桌，配椅子。全校集中开会，单单高中三个班的同学有椅子坐，初中同学都挺羡慕也很嫉妒，有胆大的初中生有时会把高中生坐的椅子“偷”去自己坐。住宿条件不是很好，高一进去时，男生都住在有许多叠床的一间大通铺房间里。那时牌头中学已经通电了，不过只有晚上几小时。牌头镇上有一个小的火力发电站，就在学校前面那条“上庙河”的一个闸门处。每到傍晚，我们学生会过去看看开始发电没有，只有那边发电机开动起来后才会逐步送电到牌头中学。电有了我们学生就可以进教室夜自修了。那时能在电灯下学习也是挺幸福的。

牌头中学当年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我记得语文：楼统澄老师、楼耀芳老师、石如鑫老师，都是诸暨教育界语文的权威老师；数学：陈克强老师、王恩惠老师、但效先老师；物理：徐韵泉老师；化学：钟季瓕老师；俄语：顾宝元老师、徐明宁老师、董慰祖老师。顾宝元老师和徐韵泉老师曾是我的班主任老师。顾老师原是国家外交部的俄语翻译，后下放到乡镇中学的。徐明宁老师曾是杭州大学高材生曾是学生会主席，听说因右派问题被贬到中学任教。董老师也是大学助教下来的。这些老师的学识水平、教学水平都非常高。学校领导是赵真生校长和何永安副校长，只知道赵校长是老革命，与一般学生接触不多。何校长平易近人，记得他曾找我这样普通学生谈过话，有亲切感。团委干部是边迪夫老师，他那时很年轻，与我们高中的学生联系较多，我也到他那里坐坐说说话。我与学校的工友也熟稔，学校传达室白头发的性水师傅与我关系很好，性水师傅负责打钟和报刊杂志的发放，我们的教室离传达室近，我常常到他那里去的，我收到到的信和东西比较多，父母在外地工作，还有一个表哥参军，他们常有信来，还有家里常带点吃来放在传达室，性水师傅会送到我教室来。我离校后还会到他的传达室坐坐。工友清满师傅我还是亲戚，他除了负责食堂以外还做些文印工作，我有时也去帮帮忙的。楼统澄老师上语文课充满激情，楼老师知识渊博，课堂上妙句不断，只是说的是诸暨普通话。陈克强是上高中代数的，讲题非常清晰，他要求学生只要上课听认真，他布置的题目独立做出来就可以了。他不重复不啰嗦。据说陈老师是杭大数学系的高材生，留校做助教，因政治原因被下放到乡镇中学的。立体几何是但效先老师上的。但老师上几何轻车熟路，我很喜欢上立体几何，对大多数女同学感到学起来比较难的立体几何，我觉得比较容易，数学方面的成绩也不错。高中时我最不喜欢上的课是俄语课，记、背、读花的时间多，效果仍不好，效果不好更没兴趣学，尽管顾宝元老师是班主任兼俄语老师，我照样没有多少动力去学好这门课。总体上老师们教学上都很上心，同学们也比较用心，本来有了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和师资力量，通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大多数同学认为考个大学是不大有问题的。牌中1965届高中毕业高考大学录取率已有70%以上，当年我姐在省重点中学湖州中学读高三，是1966届高中毕业班，湖州中学比她高一届1965届高中毕业考入大学达95%以上。可叹的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姐在高考前，我一年高中也没有读满，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我姐上大学的路，我继续读书学习的路都被堵住了。

本人高中学生证

我在牌头中学正常的学习生活时间其实还不到一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除了学习以外，牌头的体育活动也比较活跃。小学、初中乒乓球为主，高中篮球重视起来了，牌中的教工篮球队和学生篮球队经常比赛，班级之间也比赛。我非常喜欢篮球，每场比赛都会去看。当年的但效先老师、王恩惠老师、陈振德老师、蒋有法老师篮球都打得很好，陈老师和蒋老师是体育老师当然是学校体育活动的组织者。那时牌中的体育活动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我刚入高中时个子还不高，人也单薄，所以没有上场打比赛的资格，连班级队板凳队员也轮不到，但我对篮球热爱是那个时期形成的，打篮球基本技能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学的，许多年后我还成为了牌头中学教工篮球队队员。当年校队的队员有球衣、球裤、球鞋可发，还能穿一段时间，特别是球鞋是上海回力牌白色海绵高帮球鞋。我非常羡慕能穿上这么高档的球鞋。后来我想方设法搞来一双上海前进牌白色海绵高帮球鞋，特为打篮球置办的。

1966年暑假，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大乱，学校原班子的领导权还没有被夺掉，学校领导安排我和我们班离校较近几个同学留校值班。记得我和王家宅的边同学、拜曲的周同学值夜班，要求晚上要起来整个校园巡查几次，白天有几位女同学值班。值班没有补贴，但学校为我们值班学生每餐提供一碗“公菜”，那时能吃上“公菜”也是挺幸福的。还有更大的福利是校图书馆的书对我们几个全部开放。我们既有物质食粮也有精神食粮，这个暑假有意义有收获，所以印象深刻至今没有忘记。

还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得：读高中的学杂费比初中要多几元，当然也不过一学期20多元，不到30元，但高中的助学金比初中高，人均有10元。每个同学根据家庭情况填申请表向学校申报，学校有评审小组调查了解后定下数额发到学生手上。我申报了10元助学金。当时的班主任是徐韵泉老师，他特地找我谈了，说班级中比我困难的同学很多，可能你报的不一定能申请到。我虽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当时只觉得徐老师为此事找我是嫌我申报助学金太高了些，当然也没太当一回事。后来校评审组杨维萍老师找了我了解情况，说了句，你父母的经济负担不轻的，那时我和姐读高中，三个弟弟读小学，幼儿园，我祖母年纪大了。不久学校批下来，我的助学金是15元，居然比我申报数多了5元。班主任老师以为我申报多了点，学校评审组老师反而给我加上5元，反差很大，所以至今记得很清楚。徐老师可能对我们从外校考入牌中的学生了解不多不深。高中班级中大都是牌中初中部升上的，一般牌中老师对原学校的学生比较了解和熟悉，当时我们也不在意这方面的，遇到事情时才想起可能有亲疏之分。班级学生会干部大都是原牌中的，当然能升入高中的也应该是初中里相对比较优秀的。

高中毕业照

高中是一个人成长历程中一个重要台阶，是青春年少最该勤奋学习掌握知识的重要阶段，可惜1966年文革的风暴来了，当时我们还兴奋地狂热地迎接并投入到这风暴之中，不曾想到这风暴竟断了上大学的路，耽误了我们这批人整整十年。我从牌头中学正式离开是1968年10月。盖有牌头中学革命委员会印章的《高中毕业证书》是这个时候发的。（关于我的文革经历另文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