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寿芝传奇

（文/王小民）

西汉，于国家讲是盛世王朝，于大荔讲是千年古村。居县城西北、缠铁镰山麓，是西汉武帝时修龙首渠所遗，半依高原半望川，先是明代关中入阁第一人马自强魂归，后是清末民初书画大家蒙寿芝蔚成传奇，可谓地灵人杰。

书香门第清廉官

据《大荔县志》载，西汉及周边数村均是筑渠先民的后代，因了人脉的广泛与优异，这里的老百姓更懂得耕读传家。天下蒙姓起于鲁，战国时一支播迁陕西，自此或声名显赫、或隐伏于野，宗族繁衍立足于世已是常态，至唐代时贵为同州大姓。西汉蒙姓人不算多但绝对优秀，从蒙寿芝的父辈算起，其父蒙师恩（善斋公）和叔父蒙师善虽家境贫寒亦发奋苦读，清同治十二年(1873)两人同时高中武举，官家赐“兄弟同科”匾额褒奖，一时间传为同州佳话。蒙师恩更是被诰授正四品昭武都尉，候选为五品卫守备，此后蒙氏家境渐为好转。蒙寿芝出生于家境转换之际，自幼天资聪颖的他却未承继武门家学，独好读书且尤喜翰墨之事。因家境贫寒没有笔墨纸砚，小小蒙寿芝把黄土放在瓦盆里和成稀泥以代墨砚，把麻绳的一头扎起来当毛笔，以方砖做纸，写了洗，洗了写，打下了坚实的书画“童子功”。在蒙家私塾上学期间，大思想家、教育家刘古愚“化民成俗、启时育才，学以致用、实用即学以及政教合一、以师为吏”的教育理念和塾学老师、关中著名学者周爰诹绘画书法“山水崇尚文人画风，书风庄重典雅”的艺术传导，不仅对蒙寿芝传统文化修养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也给其在绘画和书法学习中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清光绪十二年(1886)，17岁的蒙寿芝入同州府官办学堂后更加刻苦笔耕，省上主管教育事业的官员观其佳作大为叹赏，赞之为:“字盖十城之冠”。

与龙首渠修筑、西汉村设立同期，起源于汉武帝时的捐官制度就蒙寿芝个人成长来讲亦是缘分。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为弥补财政困难，允许士民向国家捐纳钱物以取得爵位官职，到清朝已是最盛。光绪十九年（1893），青年蒙寿芝以海防义捐出任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分知事一职，这里地平人稠的环境与家乡大荔极为相似，更增添了他用心用情用智干事的热情。不同于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蒙寿芝在晋任职八年间勤政清廉、为人正直、办事公允，给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备受尊重与拥护，离任时赠送“万人伞”“万人衣”，并刻奉“分疆化洽，佐治风清”匾额以褒其千秋功绩，这些在长治本地史书中多有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前后，已升任广东花县县令的蒙寿芝因父去世守丧，即未到广东赴任。随着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倒台，历史滚滚车轮驶进民国，人到中年的蒙寿芝已是无心于政界仕途的追求，遂返璞归真寄情山水，潜心于书画研究与创作，以书言志以画喻节，终成艺术名家。

书画雅意艺术家

陕西书画萌芽于商周、兴盛于隋唐，而随着北宋王朝迁都开封、丹青妙手迁徙豫浙，明清之际的书画便以江浙一带为盛，到了清末民初，陕西的美术发展才稍有起色。以蒙寿芝、于右任等为代表，早年生活在关中大地，中年以后又辗转于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书画艺术研究与创作，书画兼有南北风貌，对陕西近现代美术史的发展以及“海上画派”与陕西近现代美术发展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民国七年(1919)，蒙寿芝携家人从西安出发，沿途经开封等地到达北京，旅居于西城区铁鸟胡同30号大荔会馆，不久又移居上海。在沪期间，他活跃于海上画坛，也常奔走于南京、杭州等地，深交了乡党印光法师（合阳人）、于右任（三原人）、张镜吾（澄城人）、阎甘园（蓝田人）和著名书画家、社会活动家王一亭、经亨颐、徐慕云、钱化佛、王陶民、刘公鲁、郑逸梅等诸多活跃于海上画坛、文艺界和政界的志趣相投者，时常与诸多朋友一起参加上海绘画社团、单位和各种翰墨雅集，谈道论艺，畅述心怀，书画造诣日益成熟。其真、草、隶、篆无不精通，艺术兼容南北风貌，独具特色，花鸟画风南北融合，以书法入画，笔法放逸，挥洒酣畅，挺劲有力，构图虚实相生，轻重、缓急相互照应，粗笔花卉，粗放中不失精致，一派北人南画气象。金石篆刻作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浑朴大气，庄重典雅，笔墨传统，独具匠心，可谓陕西近现代书画史上著名书画家。

在与众人的交往中，最以印光法师和于右任为甚。印光法师俗姓赵，别号“常惭愧僧”，年长蒙寿芝八岁。法师21岁时在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后阅藏念佛、专志潜修，至民国早期在佛教僧俗两众间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生前座下皈依的在家弟子不下十万。蒙寿芝晚年一心皈依佛门，加之既是乡党又同处他乡，遂入德高望重的印光法师门下潜心学佛，自号“邋遢僧”。蒙寿芝对于佛学的虔诚在其作品中可见一斑，1930年手书《妙法莲华经》二卷，其中一卷即请正于印光法师校阅并题识。蒙寿芝艺术创作受到佛学思想之影响，1932年在乡党张镜吾母亲逝世三周年时亲笔书《先母王太孺人懿行述》并题像赞和作山水一幅，与印光法师“结此佛缘”甚为密切。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善长诗词书法，在全国政界文艺界赫赫有名影响颇大。共同生长于关中大地，两人自青年时代起便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曾笔下结为异姓兄弟，于右任先生在多部蒙寿芝作品上题跋，“四山苍翠合，一高贮空庐。无事此静坐，默念胸中书。”“奇花倚石淡墨写生”“为尔欲招莲社侣，嗟余久负草堂灵”，尤在《妙法莲华经》题跋:“寿芝老人幼从庭训，有书名。长仕于晋，入民国后遂专心书画，旅北平及海上多年。其作品老而益精，人争宝之，近以所书莲花经见示，山谷再世，此当首肯。因请其付印，公之于世。书有佛心，所被远矣。”足可见于右任先生不仅对蒙寿芝书画艺术“此当首肯”，并且对其身世和学识也是了如指掌，认识清晰，是相识非久远所不能道也的金兰之谊。蒙寿芝在《妙法莲华经》卷后亦记道:“吾居海上，毫无他长，不知何因得与法师、一亭、右任、镜吾诸先生结此一春佛缘亦人生乐事也，因并付印俾当代众生咸知佛法，正大光明，普度为怀。信依法师所谈，审能行之，自当脱离苦海，同登彼岸云耳。”可见，他对于佛学的虔诚和与印光法师、于右任等关系之密切。

梦牵故里性情人

辛亥革命元老尚镇圭是大荔下寨人，1923年闻曹锟贿选就任总统愤极失音，10月19日肝病突发逝于上海，孙中山特题“正气浩然”四字，辛亥元老、湖北钟祥人彭养光为尚镇圭撰写了墓志铭，蒙寿芝以楷书书就。这篇墓志铭字体刚劲流畅，灵姿秀出，既工稳又飞动。由蒙寿芝为尚镇圭书写铭文，固然与其名气、同乡之谊相关，同时也彰显了他对革命的支持以及对仁人志士的崇敬。民国以后蒙寿芝虽长期寄身异地，却情系桑梓，忧念苍生。民国十八年（1929）“年馑”，黄雾、黑霜、暴风、冰雹之害肆虐，关中地区三年六料绝收，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加上兵荒马乱政府赈济不力，天灾人祸，陕西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寿芝得悉这一惨状哀恸不已忧心如焚，遂发起陕灾书画助赈会呼吁赈灾。1928年7月26日《申报》报道：“陕西灾情奇重，饿殍载道，惨不忍睹。旅沪陕人蒙寿芝等爰有陕灾书画助赈会之发起，赞助画家有曾熙、伊立勋、王一亭、谢公展等20余人，参与画家有邓春澍、陈树人、马公愚、于右任、张大千、吴青霞、李秋君等百余人。”蒙寿芝一改平生不以卖艺筹财获利之信条，在上海、南京举办书画展，以其深厚的艺术素养和为赈灾义卖的拳拳之情强烈地震撼了人们，书画作品很快被抢购一空。他把义卖所得一文不留地用于赈济灾民，这一义举得到书画界同仁和乡民的高度赞誉。民国二十四年底(1935)，蒙寿芝自上海遥返故里，沿途各省、地书画界热情迎送，索字求画者应接不暇，回乡后村民好友来访者络绎不绝。

民国二十六年(1937)正月十五，蒙寿芝仙逝于西汉家中，于右任在悼词中赞之曰：“惠被关中，泽施河内。哀鸿反哺，思犹己饥”。我与蒙寿芝先生的曾孙子蒙选民曾从事地方志，大哥与蒙寿芝先生的曾孙女蒙秀兰大姐亦是党校同事，有幸得览《蒙寿芝书千字文墨迹》，“其画风古朴高雅，自成天趣，食古而不泥古，独创自我天地，每每落笔无不惟妙惟肖，令人过目不忘，可谓神情至矣！”闻知出版《千字文》过程中，幸免战乱与“文革”蹂躏的艺术珍品被蒙氏后人贴身惠存，历经蒙绍九、蒙秀兰父女两代接续努力，流血流泪多方奔走争取，终在香港回归前期将这一艺术奇葩面世，功莫大焉。蒙寿芝及其后人于文化、于桑梓、于社会，奉献颇多贡献颇大，正如众家所言：蒙寿芝先生生前并无高官显名，身后亦未留下万贯家产，但他丰富的艺术作品是留给后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精神食粮，他的人品艺德必将溉泽后世，蔚为“大荔传奇”。

作者简介：王小民，1971年生，大荔县人，渭南市作协会员，渭南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出版有《同州风情》《大美大荔》《小民看大荔》等13部文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