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宋钱都去哪了？

编者按

一个国家的钱，几十个国家用，不用想都知道是不经花的，可在宋朝，就出现了这样的“奇事”。

若对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状况做一番评比，宋朝想必会毫无争议地夺冠——凭借着封建王朝难得的开放精神、极为精细的外贸管理制度和领先同时代的科学技术，宋朝的出口产品之丰富，贸易往来之繁荣，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鸿篇巨制《全球通史》里，提到宋朝时也是赞誉有加。他认为，当时海外贸易中的商品大多是农产品、香料、谷物等原材料制品，质量上乘的手工艺品极其缺乏，而这有限的手工艺品，最主要的供应者就是宋朝，仅凭这一点，宋朝就足以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

宋朝的出口商品里，和前朝对比有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改变，汉唐时期畅行海外的丝绸仍然是紧俏品，不过它的地位已经被瓷器取代，中国瓷开始风行天下。不过，要论宋朝出口商品中最为独特，也最吸引人的，却并非上述两种。

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南宋哥窑鱼耳瓷炉

这个独特的产品，叫做铜钱。

壹

宋代的“美元”长啥样？

也许有人奇怪，作为一国流通的货币，宋代铜钱怎么会成为了出口的商品？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但凡有交换行为产生，必定是因为出现了市场需求。铜钱作为一种贱金属，本身并不具备很高的价值，单位重量大而价值小。大额外贸行为时若用铜钱结算，往往铜钱的重量都要超过货物的重量，可见，产生强劲需求的原因不是因为贸易支付，而是因为宋代铜钱在海外诸国的普遍应用，就像今时今日的美元一般。

使用宋钱的地区有多广呢？深受中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的高丽、日本、交趾等地自不待言，南亚和东南亚的三佛齐、阇婆等国也位列其中，甚至印度南部，阿拉伯和东非等地的辅币都是宋钱。

这些国家对宋钱的渴望程度，那可真叫“趋之若鹜”。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从事贸易，货物全部售完后，却不再进货，只收铜钱，一次就运走了铜钱十万贯。《宋史·食货志》中记载为“蕃舶巨船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暇陬。”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北宋时期崇宁通宝（瘦金体）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日本货币流通史》中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万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铜钱。1266年，镰仓幕府更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法定货币。南宋时期，台州城还曾因为日本商人的大肆收购，“（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成为一时奇谈。

各蕃国跟宋人贸易，也都希望以宋钱结算，换回来的宋钱还打死不能再换回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交阯人跟宋人交易，“必以小平钱（即宋钱）为约。并且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不许出”。其余各国也大致类似，以至于当时宋朝普通民众都清楚“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

宋朝张方平在其《乐全集》中写到：“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言语之下，颇为自矜。的确，这一殊荣，非强者不能享也，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也真是倒了血霉了。

贰

造的没有“走”的快

一个国家的铜钱，几十个国家用，不用想都知道是不经花的。宋代的对策是：铸币厂卯足了劲造钱。可这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先看一组数据，唐代国力最为强盛的天宝年间，最高年铸币量为33万贯，通常年份只维持在10万贯左右；而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在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

开元通宝为唐代第一种货币

大量铸币，一方面使宋朝的货币经济极度发达，另一方面，也加速了通货膨胀和铜钱外流。

宋朝铜钱外流的方式主要有三。其一，是回赐。朝贡贸易中，别国向宋朝进贡贡品，宋朝转以别的物品或铜钱相赠。不过，这种方式中铜钱所占比例很小，且处于宋朝政府的掌控之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二，是博买。博买又名和买或官市，即除对政府规定的禁榷物实行专卖管理外，对一些获利较大的物品进行政府采购。宋代市舶司成立之初，是“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与蕃商交易，造成了一定数量的铜钱外流，但嘉定二十年，宋政府规定“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取消了金银、缗钱等的博买。而且，这一形式也直接处于宋政府的监控之下，并不会动摇根本。

其三，是走私。这是宋朝铜钱外流的罪魁祸首，且终宋一朝，也未能找到一个能有效将其加以根治的方法。

宋人包恢的《敝帚稿略》中写到，“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蕃舶。”蕃商们甘冒奇险，“深入暇陬”，令市舶司疲于应对，不少港口也因蕃商们的走私收入锐减，比如泉州港，“嘉定间……舶税收钱有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五年只收五万余贯。”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宋朝走私的方式多样，但并无太出奇之处，无非是私藏夹带，大多数走私铜钱是藏于船底，正所谓“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船底莫非铜钱也”。还有“其归船撑去隔二三十里，所差官检空不及。”这跟现在逃避监管，驾船到公海上交易如出一辙，还有在境内将铜钱熔铸成铜器，再运到海外的做法。

叁

杀头都刹不住铜钱走私

针对走私铜钱猖獗，宋政府颁布了无数禁令，措施可谓严苛，可这些杀气腾腾的禁令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走私势头没有得到分毫遏制。

宋太祖时有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五贯以上就要杀头，措施不可谓不严，要知道，宋初时，每亩地作价约为二贯五百四十文，五贯也就是两亩地的价钱。

太宗淳化五年，禁令稍有松缓，其规定：“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

到了庆历元年，又继续加强了禁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

另外，嘉佑、熙宁、元丰年间都多次重申铜钱外销之禁。

到了南宋时期，铜钱外流的禁令依旧森严。绍兴三十年规定，外流铜钱达五贯者处死罪。宋政府还规定在国内与蕃商的交易不能用铜钱，违者二贯以上就要流配，贩出境者加倍处罚。绍兴时对起泊海船临时点检以便能“诸舶船不得夹带钱出中国界”，又将商人携带铜钱出海限制在五百文以内。

宋代海船模型

可是，铜钱走私的高额利润让宋政府的禁令苍白无力。“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每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类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

走私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走私铜钱获利动则达到几十万贯，若考虑到各藩国实际购买力，其利益还要提升十倍百倍不止，而宋初一个中下级官员的俸禄大约为二十五贯左右，巨大的诱惑下，即使禁令如山，也有不少官吏情愿以身试法，飞蛾扑火般参与到铜钱走私贸易中去。

还有的海商是地方豪强，称霸一方，地方官对其无计可施。干脆便接受海商贿赂，或是付钱给海商贸易，分享利润。“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从实检放。”官商的勾结，使得宋朝铜钱外流现象彻底成了顽疾。

宋钱的大量外流，对宋朝社会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加重了宋代的“钱荒”和会子折兑等现象。后世之人谈到对宋朝，总难摆脱一个“积贫积弱”的印象，可这“积贫”二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铜钱大量外流而造成的积重难返，就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表面上看无法动摇根本，可实际却加速了宋朝这个庞然大物的倒下。

文：彭德良